如何快速出手康熙珐琅彩

康熙皇帝于紫禁城内、毗邻寝宫之地，不厌嘈杂、秽气、尘埃，不顾祝融之虑，大胆设立御作坊，以便亲督科学试验，品评御器制作。清帝为兴艺作，且重任西洋传教士，对他们进宫之宗教目的，不以为意。
1680年代，法国路易十四（1643-1715年间在位）与满清康熙帝建交，以珐琅器作赠，康熙帝甚珍之，遂邀欧洲玻璃及珐琅艺匠赴华供职。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造办处正式设立十四作坊，其中包括珐琅作（原写珐琅，又称法蓝，与舶来洋彩相关），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又设立玻璃厂。2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（Matteo Ripa，1682-1746年）在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的书信中指，随着欧洲科技的传入，以及宫中欧洲画师的协助，画珐琅之作虽仍稚嫩，却有小成。3 五十八年（1719 年），「会烧珐琅技艺」法藉传教士陈忠信（Jean-Baptiste Gravereau，1690-1762年）进入宫廷画珐琅，然康熙皇帝对其艺不甚满意。
江西景德镇瓷胎画彩之技，早已炉火纯青，但清宫珐琅作并非建基于此，御作内，同制铜、料、瓷胎器，建坊之初便让洋人绘彩，当时欧洲珐琅彩器方才始兴，来华入宫者或从未绘瓷，遂感瓷面光滑难以着色，改以宜兴陶器为胎，且向景德镇订烧局部不施釉药或全素瓷胎，遣送京司上彩，以制新品悦君心。此盌除外壁与足墙外留涩胎，余皆罩釉，必属特定为珐琅作订烧之品。
欧洲珐琅或清宫玻璃作坊特制之珐琅釉彩，与当时景德镇之五彩大相径庭，其中尤以自欧洲引入之紫红与铅白为新，前者以金发色，胶体金炼成的紫红，浓艳透亮。清宫玻璃作坊为制掐丝珐琅，早有以砷酸铅炼成白彩之技，但至康熙之时，迭施为彩，掺于其他彩料，乳化不透，成就粉调柔色。
清宫成功烧制金红彩之雏例，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折枝莲纹瓶，以及区百龄藏牡丹图三足炉，两者瓷胎皆出景德镇，通体素胎无釉。故宫藏瓶底刻御制款，收录于《故宫珍藏康雍干瓷器图录》，香港，1989年，页98，图版81。区氏藏炉涩底则以蓝料书款，1976年7月6日于伦敦苏富比拍出，编号170，图载于《Chinese Ceramics.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-2003》封面，香港，2004年。
康熙珐琅作，设坊紫禁城内，规模有限，烧制时间仅只数年。初作彩瓷构思不一、绘饰各异，因此所用彩料，每每斟酌调制，然未几已见沿袭因循，多施鲜黄、绀蓝、金紫为地，绘艳华彩葩，其他色地之珐琅彩瓷甚为稀见。
此盌所施金粉红彩，在康熙珐琅彩瓷中尤为珍罕独特。如斯神品，举世无双，然独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粉红地开光花卉盌，布局、色调，皆与此匹配，如出一辙，然所绘花卉搭配各异，二盌彷若弟兄手足。该盌屡见载录，早现于《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》，皇家艺术学院，伦敦，1935-36年，编号2154，近又展于《神笔丹青－郎世宁来华三百年》，国立故宫博物院，台北，2015年，编号I-19（图一）。
以胶体金炼成之紫红、胭脂红或艳紫，晶莹剔透，然如两盌上之粉红，色若桃绯，须以铅白掺金红方成，多用于朵花渲染，或细部点缀，如此平涂敷色、密铺为地，极罕也，除上述二盌外只得一例（见下文）。两盌敷粉红，配以密涂松石绿彩之花式开光，清新悦目。然二器之同，仅限于此。二盌所用彩料，虽应同时斟量调造，却似分别由两名画师同坊并绘，非一人独作。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盌，四面开光绘牡丹、池莲、秋菊，以及寒梅山茶，刚好是春夏秋冬四季朵妍，风格与传统工笔花卉一致，应出自中国画师之手。加上梅花式开光，恰似园林洞门花窗，窗外门后别有天地。惟四屏开光之间，罕饰黄褐色烟叶，渗异国情韵，暗示一缕西风东渐来。
相较之下，奈特旧藏盌上所绘，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笔意，尤溢洋韵。四面开光分别画水仙伴月季、朱槿与小黄花（或为毛茛）、悬铃百合配虞美人，还有玫瑰和栀子花，其花开时节虽异，排列却不拘泥四季，组合亦非凡脱俗，蓝天娇蕊，更是传统绘画中前所未见的。此盌开光之间，绿彩绘卷枝，下萌小蓝花蕾，俯瞰宝相番花，蕊呈橙黄瓣桃红，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截然不同。
此珐琅彩盌上所饰雅致细腻，花式开光之间，加缀蓝彩洋菊，尤为独特。俯首洋菊，妙采仰视短缩之法（foreshortening），配合梅花形开光，让人不禁持盌手中，缓缓转动，逐寸清赏画师精心布局。欧洲来华科学家与画师，引入平面之法，乃中国前所未见。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（1688-1766年）入京职宫廷画师，笔下作品偶见相类绀蓝洋菊，姿态不一，掩仰有致，例如〈万寿长春〉前景瑞芝旁，或〈画锦春图〉锦鸡身下，皆绘有小蓝菊，见《神笔丹青》，前述出处，编号I-06（图二）及V-02。康熙帝曾诏令郎世宁与马国贤供职珐琅作，并为西洋珐琅画师准备画稿。4 相类蓝色洋菊，也有见于早期清宫御制宜兴胎画珐琅器之上，参考《清宫中珐琅彩瓷特展》，国立故宫博物院，台北，1992年，编号10及11。
花窗内，朵朵娇妍组合并绘，笔意或受启于当时的花卉图鉴，其中佼佼者要数德国自然科学家玛丽亚．西碧拉．梅瑞安（Maria Sibylla Merian ，1647-1717年）笔下所绘，秀雅清朗，且极富教育价值，风靡欧洲，广受临摹，傲领同代装饰艺术潮流。
此盌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，纹饰皆见洋风，施艺创新，，且以红料书款，可悉当时尚未受后来蓝款法规所限，也未见因循拘谨，应属康熙年间珐琅作早期御瓷。此盌年代虽早，却又胎佳色雅，艺技精湛，远胜试验雏例，极其珍罕。
早期雏品，必须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粉白地花卉浅盌，没骨绘大朵玫瑰、牵牛、雏菊，甚具西风，其红菊形态又与此盌上蓝菊近，却略嫌稚拙，底署「康熙御制」红料宋体款，图见《神笔丹青》，前述出处，编号I-14。余佩瑾在故宫图录中指，粉白地花卉浅盌「令人联想到或许和西洋技法有关」，认为乃马国贤信中指曾和郎世宁参与画珐琅的左证。其他实验例子还包括一紫地开光花卉浅盌，器形与前者类，但紫彩烧制掌握不当，色调沉郁，图见施静菲、冯明珠及谢镇鸿，《日月光华：清宫画珐琅》，台北，2012年，图15，同书并载上述粉白地浅盌（图16）及铜胎紫地花卉浅盌（图17），后者紫彩表面也有欠平整。
在康熙铜胎或料胎画珐琅器上，鲜有着金紫红或金粉红为地者，仅见一「康熙御制」款料胎小杯，以金紫红为地，饰花卉开光，原属芭芭拉．赫顿所珍，图载于莫士撝，《御制》，香港，1976年，图版33，曾先后售于伦敦苏富比1971年7月6日，编号384、香港苏富比1982年5月19日，编号384及1989年11月15日，编号557。
除此盌及台北故宫所藏，饰类同金粉红色地者，据录仅止一器，绘以团花，较形规范约束，底以蓝料署年款，先后为大维德爵士、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及香港徐氏艺术馆所藏，曾两度于伦敦苏富比拍出，1961年12月5日，编号39及1976年5月12/13日，编号363，后于1989年5月16日再于香港苏富比易手，编号85，并收录于《香港苏富比二十周年》，香港，1993年，图版214。
红彩仗金料发色，但珐琅彩瓷鲜施金彩为地，仅有日内瓦鲍氏珍藏两件金地缠枝花卉纹盌，华葩纵艳，略显拘谨，载于 John Ayers，《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》
以往成交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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